从文献的开掘、学术视角的更新、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诸方面肯定其书，笔者深表赞同。在此认识基础上，本文拟从汉文化圈钞本学的学科建设角度来进一步观照其书。
笔者以为，《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一书（下或简称“童书”）[3]最突出的学术价值，在其预示出一个全新的汉文化圈钞本学学科的广阔研究前景。尽管书中未明标“钞本学”学科概念，但其全体行文已向读者呈现出此学科的基本构架，并启发思考自觉地建设汉文化圈钞本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下面试就此稍作阐明。
一、“钞”、“写”有别：汉文化圈钞本学的理论根基
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关于唐前作为“钞本时代”[4]的提法方兴未艾，不过就笔者有限拜读到的相关研究来看，关于“钞本”的概念仍未甚明确，似同“写本”意义无别。[5]
事实上三到十世纪汉字文献中，作为书写动词的“钞”（俗写作“抄”[6]）与“写”，含义有明显区别：“钞”意谓摘要略录，[7]“写”意谓“照本迻录”[8]。由于汉语双音节词的发展，“钞”与“写”并合为“钞写”，十世纪以来逐渐成一偏义复词，义偏指“写”。[9]为此吕思勉在论两晋南北朝学术时屡次三番地强调：“钞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钞者，意谓謄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10]并举《宋书·傅隆传》、《南齐书·高逸传》、《梁书·王筠传》、《北史·崔逞传》《李彪传》等所见“钞/抄”用例，指出“凡此云抄，皆当有所广略去取，非徒写录也。钞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之意为多，故亦谓之抄略。”[11]此所谓“意谓摘取”、“撷取精要”，可以“摘要”约言之。这种摘要式的“钞”，更早的显例要数班固删《七略》之要成《汉书·艺文志》[12]，此点后文还将论及。这里想强调的是，在很长时期里，吕先生关于两晋南北朝“钞”、“写”有别之说罕见学界重视。其后学者谈及此期以‘钞’为题的文本，仍认为“钞”“有‘誊录’、‘集纳’、‘草稿’的意思”[13]，近于“钞”“写”无别。[14]甚至注意及僧祐《抄经录》序所谓“抄经者，盖撮举义要”定义、明知“在现代汉语里，‘抄书’意味着‘抄写书籍’，但是在六朝，‘抄书’一词的意义非常狭窄而具体”的田晓菲，也将“佣写经论”、“讽诵传写”诗篇的现象和六朝“抄书”并置而论，足见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区分古代“钞”“写”用法之不易。[15]
故童岭《“钞”、“写”有别论——六朝隋唐书籍文化史“关键词”考辨》虽是继承吕思勉命题，但仍具现实意义。该章列在全书第二章，考虑到首章乃界定“六朝隋唐汉籍”内涵，是关于全书研究范畴的说明；第二章显为全书的方法论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此章曾以《“钞”、“写”有别论——六朝书籍文化史识小录一种》为题，在2011年3月刊出的《汉学研究》第29卷第1期上发表过。但2015年第1期《中国出版史研究》所刊《“抄本”“写本”与汉唐出版史研究》一文似未加注意，不仅未见注引童文，亦未言及吕思勉、田晓菲之说。相较之下此章对“钞”、“写”古义辨识学术史之勾稽堪称难能可贵。
在吕、田等学者关于“钞”“写”有别辨识基础上，《“钞”、“写”有别论》进一步追溯此二字的语源：从许慎《说文解字·金部》“钞，叉取也。”徐铉校“臣铉等曰，今俗别作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叉者，手指相逪也。手指突入其间而取之，是谓之钞。字从金者，容以金铁诸器刺取之矣。《曲礼》曰，毋剿说。剿即钞字之叚藉也。今谓窃取人文字曰钞，俗作抄”（第62页）诸证，说明了“钞”、“抄”义同且其本意皆为“叉取”，用于文字文本传播时表示“部分钞录”；又从少为人注意的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中找到“写”字本义盖将物“从他处传置于此室”（第63-64页），用于文字文本传播时表示“全部迻录”（第74页）。该章以传统训诂方法结合唐前史籍、佛籍、笔记等文献用例，综合论证此期书籍文化中“钞”、“写”有别。而后作者更在《弘决外典钞》一章的研究中，切实地考辨出该《钞》在引用《孝经述议》时“进行了非常大程度的删节”（第361页），彰显出“钞”“写”有别论对正确认识本期文献的意义。
《“钞”、“写”有别论》初刊后，蔡丹君《南北朝‘抄撰学士’考》一文曾加引用。[16]该文还提出《魏书》卷六〇《韩麒麟列传附子显宗传》一例：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性刚直，能面折庭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常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17]
以才学聪悟著称的法抚与韩显宗比试快速记忆力：取百余人名，两人各读一遍，随即复述，法抚有一两个出错，显宗全无差错。此中“抄百余人名”之“抄”，亦作“叉取”、“摘取”解。[18]足证此期无论南北朝都“严分钞、写之别”（第76页）。童岭在引介“钞”、“写”有别论之先导者吕思勉时，特别注曰：“我接触民国以来学者的六朝学论著时，喜好读陈寅恪等善宏论一派之书。後敝校先贤卞孝萱老先生常常劝我留意吕思勉这本《两晋南北朝史》，在惊叹于吕思勉先生博学精微的同时，也藉此表达我对卞孝萱老先生深深的怀念。”（第65页）这看似闲笔的感言，不无学科史的意味。从吕思勉到卞孝萱到童岭，持续论定唐前书籍文化中“钞”“写”概念有别，为汉文化圈钞本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根基。
二、中国中古“钞本时代”说与汉文化圈钞本学的成立
明确唐前文字文本以“钞”“写”为主要传播方式，“钞”指摘要略录、“写”指照本迻录后，这里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两种传播方式之中，“钞”最富有时代学术特点。
唐前固然存在“照本迻录”的“写”，但纸张、人力所限，应用面不大。事实上在说明“古人言钞，义与今异”后，吕思勉即指出：
謄写非易，钞最（撮）遂多。……抄书体例，盖亦非一，而其有益于人者，则莫如类书。盖学问愈进,则分科愈繁。就其全体而言之，则苦于遍览之为难，而必有人焉以助其采撷；就其一科而言之，又苦于网罗之不备，而必有人焉以助其蒐讨，此类书之所以可贵也。魏文《皇览》，盖其开山。晋世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盖亦斯意。过江而后，作者仍多。齐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召庾于陵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梁武帝敕到洽钞甲部书,张率治丙丁部书抄。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安成王秀搜集经记,招刘孝标,使撰《类苑》。魏出帝时，诏撰《四部要略》。又召僧化与孙安都共撰兵法。安丰王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元晖《科录》，周明帝《世谱》,已见第五节；北齐后主,虽曰无道，然其所撰《御览》,则规模不可谓不大。此等皆妙选一时之英才为之。而流俗一见抄字,辄以为胥史之业,误矣。钞书亦有出于胥史者。《周书·寇儁传》:儁以大统五年入关，拜秘书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儁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盖不暇一一謄写,故且采撷其大略也。然此令史,亦必非今俗所谓钞胥之流矣”[19]
将自魏文帝《皇览》以来的类书编纂、总集编纂、四部书抄、佛经抄纂，视为“钞最（撮）”、“抄书”体例之一；指出负责抄五经、百家之学士皆“一时之英才”，与今俗“钞胥”有别；并将此一学术现象归因于“謄写非易”、“不暇一一謄写”的前印刷时代物质技术条件，堪称巨眼。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抄撰著作、抄撰风气、抄撰学士之考察，大致仍在吕先生所勾勒的这一学术延长线上。[20]要之，“謄写非易”的消极物质技术条件，使“钞”成为唐前读书人传播文字文本的必要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此期学术特点与文化风尚。
新近胡宝国还从“造纸业有了很大发展，纸张逐渐取代了竹简。不论官私，书籍聚集都越来越多”的角度来考察此期“钞”的盛行：
书钞类在南朝特别盛行，也与当时书籍增多有关。《梁书》卷二五《徐勉传》：“勉善属文，勤著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尝以《起居注》烦杂，乃加删撰为《流别起居注》六百卷。”“删撰”即是“钞”。《陈书》卷三四《陆琰传附陆瑜传》：“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钞撰。”书籍太多，“烦杂”“繁多”，读者看不过来，所以不得不有所压缩、有所选择。汤用彤先生在讨论佛教撰述时说：“群经之纂集。此以梁代为最盛。天监七年，武帝以法海浩瀚，浅识难寻。敕僧旻于定林上寺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佛教类书籍也有“钞”，而其原因也是因为书籍太多，所谓“法海浩瀚，浅识难寻”，因此不得不有所选择地摘抄。讨论类书的学者通常是将类书的出现归结为作文用典的需要。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胡道静总结类书说：“从编纂当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可见类书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佛教类书籍中也有类书。汤用彤先生说：“僧祐记中有《法苑》百八十九卷，亦佛经之类书，当亦为齐梁间所纂集。”这显然也与作文用典没有什么关系。总之，编纂类书的目的与编纂其他抄类书籍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便于阅读、便于查找。关于总集，《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可见总集这种形式的出现也是为了解决书籍增多后阅读的不便而来。[21]
注意到以纸张为主要书写载体的积极便利造成此期篇籍的繁多，导致从阅读上需求“摘取”精要式的“钞”本。十分精辟。胡先生兼顾社会安定因素，将目光集中在南朝。但纸张逐渐取代竹简造成的书籍增多在三世纪中叶即表现出来了，“如徐幹、孔融、嵇康等人的文章篇制都较长，都有下笔不休的特点” [22]，所谓“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正是隋唐史家对“钞”兴起的说明。
在纸张应用于书写[23]、印刷术未兴[24]的中国中古时代（三至十世纪），无论从物质技术的消极面还是积极面看，都是“钞”比“写”有优势。李昉撰《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抱朴子》载：
余家遭火，典籍荡尽，困于无力，不能更得。故抄掇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或谓洪曰：“流无源则干，条离株则悴，吾恐玉屑盈车，不如金璧。”余答曰：“咏圆流者采珠而捐蚌，登荆岭者拾玉而弃石，余之抄略，譬犹擿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角牙。”
典籍遭火后如何复得？全部重写一份几不可能，葛洪用了“抄掇众书，撮其精要”之法留存典籍之珠玉，有人怀疑这种片段摘要不如完璧，他进而明确提出“抄略，譬犹擿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角牙”。可见在依靠人力传播文字文本，有纸张可书写、同时纸张又未能充分支持“照本迻录”的时代，摘要之“钞”是最经济高效保存和传播文字文本的办法。纸简替代造成的书籍激增，进一步加大“钞”的必要性。《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采擿孔翠”一语应即本自“擿翡翠之藻羽”，可以说从挚虞、葛洪到初唐史家，都推崇摘钞。而到纸张足用、印刷技术便于“照本迻录”的时代，尽管书籍暴增使具有摘要功能的“钞”和审美习惯继续存在（如《宋诗钞》《骈体文钞》的编纂）。但“钞”保存和传播文字文本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纵看中国书籍文化史，“钞”存在感最强的时代，就是这纸简替代之后、印刷技术普及之前的三至十世纪。如果说中国存在一个“钞本时代”，那无疑当在此期。
目前有学者主张“依据文献保存的方式”[25]将周秦汉唐整体视为“中华古籍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钞本时代’”[26]，认为“钞本时代的经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断叠加的情况。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可以有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资料来源，出现异文，很不稳定”[27]。不过从现存文献看，周秦汉初时代以金、石、竹、帛为主的书写载体，对一般读书人来说极为难得，其时的书籍整理主要在官方支持下进行。《汉书·艺文志》序：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此中梳理汉朝的书籍整理史，涉及求书、写书、校书、编目录等流程。刘向、刘歆父子是在编目录阶段才有“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行为。诚然，在书籍的校写阶段，收集多种版本“相校，除重复”[28]的过程可能会造成某些信息的失落。但按此序所言，从“写书”到“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目录编纂，再到班固删《七略》之要为《艺文志》，书籍整理的各项行为和用语有着较为严格的分野。口头流传的经典初次从记诵文本转为文字文本的阶段，是较为严格依照记忆原样来“写”的。《后汉书》卷七四《列女传·董祀妻传》的记载可为佐证：
（文姬诣曹操）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礼记》曰：“男女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蔡文姬通过诵忆来保存与传递其父蔡邕的书籍遗产，可见直至汉末书籍保存与传播仍主要靠口传记诵。而第一次将蔡邕书籍纸本化时，无论是整理的组织者曹操，还是整理的担当者蔡文姬，讲究的都是“无遗误”的“写”。这种从记忆文本到文字文本的转化原则，当是中国早期文献有“稳定性品质”[29]之原因所在。
笔者以为，依据文献保存的方式来看，周秦汉唐的书籍应该是写本与钞本并存的。《汉书·艺文志序》正表明当书籍从记忆文本转为文字文本时，第一阶段是“书写”；第二阶段才是“撮意”“删要”，如班固删刘歆《七略》之要为《艺文志》。这种“撮意”“删要”，两晋南北朝时代多用“删撰”“钞撰”表示。《汉书·艺文志》即删撰《七略》而得，是《七略》的一种“钞”。若要用一个词来指称周秦汉唐文献全体特质，不妨用程苏东“写钞本时代”[30]的提法。从整体上看周秦汉唐时代，尽管此期一直主要依靠人力保存与传播文字文本，但文本载体遍及金、石、竹、帛、纸，书写技术也有铭刻与笔写之别，文本传播则并存有两种类型：一是较为严格“无遗误”依照来源文献原样写定的“写本”[31]；一是对来源文献作“撮意”、“删要”、“删撰”、“钞撰”而成的“钞本”，难以单用“写本时代”或“钞本时代”概论。
这里之所以愿意将三至十世纪期间定为“钞本时代”，主要还是如吕思勉、胡宝国所揭示的，此期物质技术条件（纸张应用，印刷未兴）造成“钞”书活动的特别盛行，已然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术景观：从最初的为尽可能简省经济地保存信息、快速精要地传递文字文本，摘钞经国大业文献，编纂《皇览》等，甚至形成“妙选一时之英才为之”的抄撰学士制度；到一般的文化传播，经疏、诸子、史传、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佛、道文献的摘钞；进而出现重视选粹的阅读取向，不仅有“采擿孔翠，芟剪繁芜”“文集总钞”[32]，更形成摘句、截句的诗歌审美形态。[33]林晓光指出此期一般性文学文献的文本传播，受“钞”机制影响较大。[34]孙少华指出：“先秦两汉的诸子文本，皆有‘公共资源’特性。先秦两汉诸子对撰述时文献的选用并无严格的门户之见，而是关注自己著作中体现的思想、意旨。”这一氛围下“唐代中期以前的阅读者，对此前的文本重意不重字，他们对文学文本的文字，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宽容度’。”[35]皆堪为“钞本时代”表征。而同期正在学习汉文化的东亚朝鲜、日本乃至越南诸国，在同样的时代条件与保存、传递汉文化文字文本的需求下，虽不乏原样謄写汉字典籍的活动[36]，但一般的学习中摘取精要式的“钞”仍是被接受与认同的。[37]藤原佐世（828-898）奉敕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即存有《杂书谶纬钞》、《文选钞》、《续诗菀英华抄》等“钞”类书籍；此后正历二年（991）具平亲王撰《弘决外典抄》，镰仓中期藤原孝范撰《明文抄》、室町时期四辻善成（1329-1402）撰《河海抄》等，同期所形成的“抄物”类汉籍可谓是富有日本汉学性格的文献新类型；此外还有摘句而成的秀句、句图、千载佳句等，更是东亚汉文化圈共享的诗歌审美形态。
可以说，在公元三至十世纪，汉文化圈形成了一种钞本文化潮流。这是东亚汉文化圈钞本学足以成立的基础。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汉文化圈钞本学的研究对象十分明确，即此时空中的“钞”本。判断“钞”本的标准则是其文本是否由摘钞而成。摘钞的具体表现，从“钞”的本义来看，是“叉取”，包含粗暴地从整体中取出，甚至可不问此部分是否有内在整体合理性。看《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作品，凡注曰“残缺”者，其题皆无“钞”/“抄”字。换言之，当文本的题目中含有“钞”/“抄”时，即使非完篇，亦不认为残缺。这表明至少在《隋志》编纂者看来，“钞”是不讲究篇制完不完整的。钞本被视同原作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别具独立意味的形态，可谓“衍生型文本”[38]。不过从“钞”的动机来看，主要是苦写者、览者之劳倦，“采擿孔翠，芟剪繁芜”之“钞”应属主流操作，用吕思勉的话说，是“钞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之意为多”。故而“钞”虽是因应三至十世纪物质技术条件而形成的带有某种权宜性的行为，但其演进出来的摘要选粹之思维方法则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39]
三、汉文化圈钞本学视野下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
确定一个文本的“钞”“写”属性，是切实利用一个文字文本的基本前提。极端地说，当我们意识到《文选》是一种“文集总钞”，即应当警惕其所录之篇或非作者手定原样。而通过钞、写有别之考察，认清文本体例，避免将钞本视为完篇原作、视为原作者周全斟酌的成品，而是从钞者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文本的结构、章法、意趣，甚而是匆促间“叉取”的印痕，都可能触发文本新世界大门的打开。[40]从这个意义来看，《“钞”“写”有别论》的学术价值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或因一早即有若此新警之锐识，《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各个章节皆颇有昭示学科新内涵与研究向度的特质。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汉籍丛考》，主要讲述汉籍怎样从中国传到日本，又怎样从日本回流中国的故事。在此过程中，钞本如何走进学术视野，与其存在实况及有关学者筚路蓝缕的发掘有关。故在辨析“钞”“写”有别后，作者即考察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存在实况，并附录介绍了作者亲验的佚存旧钞本十种，如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说文木部》，令人遐想当日钞者依特定目的摘取某部类知识传钞之情状。而后辟专章表彰杨守敬、罗振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学者对旧钞本的珍视与学术发现。中篇和下篇都是对具体钞本的个案研究。中篇《经史发覆》系统研究了《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伪《古文尚书》、《礼记子本疏义》、《琱玉集》、《翰苑》五个钞本，是全书的主干。下篇《 辑佚考辨》则据《弘决外典钞》、《篆隶文体》、《秘府略》三个钞本而发，有作为中篇的补篇之意味。如《篆隶文体》一章，研究视角与论述框架与中篇诸章实无大别，然此钞内容不便归为“经史”类；而《弘决外典钞》和《秘府略》两章，则是研究视角与中篇诸章不同，《弘决外典钞》章是在《弘决外典钞》一书之上，特辟专节研究该书所引《孝经述议》；《秘府略》章则几乎不论《秘府略》本身，而着力在辑录该书所存《东观汉记》佚文。要之，全书的结撰，隐含着汉文化圈钞本学从无到有、从有到充实的基本脉络。先确立“钞”“写”有别这一理论根基，并取日本为例初步呈现六朝隋唐汉籍钞本的事实存在，而后将主要功夫用于钞本个案研究，一气推出八个钞本，足以令人意识到每个钞本皆具无与伦比的研究价值。这从引导钞本研究的角度看，无疑是相当高明而可行的。
当然从学科意识的明确度看，全书关于钞本学的内涵与对象仍可谓引而未发。按作者所考，“目前可知的日藏汉籍旧钞本（包括被掠夺的敦煌六朝隋唐钞本）大致有六十余种”（第79-94页）。本书第五至十二章个案研究了八种，另外附录解题“过眼佚存旧钞本十种”，《古文尚书》、《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既有解题又入个案研究，统共全书详介钞本十六种。令人感兴趣为何六十余种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作者特别选择此十六种加以区别研究？通览全书，似未见交代。中编《经史发覆》之题引人瞩目钞本与经史之关系，但第八章所论《琱玉集》、第九章所论《翰苑》非严格意义的经史类文献，而在六十余种中占比可观的《毛诗》《春秋》等经史类旧钞本却未获探讨，这种个案取舍之理路何在？也许作者有学科研究面向、进入路径和问题意识方面的考虑，但未予阐明，读者不免雾里看花。
从个案研究看，大致都有钞本的发现经历和钞本自身的物质形态、文字内容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初步确立了钞本研究范式。不过由于涉及的个案很多，具体论述难以周全，下面本着完善研究范式的角度提出来讨论。
笔者以为，对钞本的本体研究，应着重揭示钞本文字内容的独特处。本书在《讲周易疏论家义记》、《弘决外典钞》二章实有十分精彩的示范：通过考察《弘决外典钞》引用《孝经述议》时之删节，实证“钞”之特质；极为明快地从《讲周易疏论家义记》文字内容中发现六朝江南义疏家中存在“疏家”、“论家”之别（第133-135页），突破了既往经学史只以“义疏家”一词概之的认识（第142-143页），均极有意义。不过全书所涉的八个钞本中，这样具有内容特质意味的文本研究，所占比例并不大。如第六章《伪<古文尚书>》残卷研究，介绍了两个藏本：一是京都大学影印的“九条本”，用了不少篇幅指出该卷第7a页：“弟七 夏书二 孔氏传。”第7b页：“五子出哥弟八 夏书 孔氏传。” 第10a页：“胤征弟九 夏书 孔氏传。”接着说“通行本孔颖达《尚书正义》当作‘卷第七 胤征第四’。故可知京都大学此份残卷与刻本系统唐人正义不同。”（第193-194页）此中“当”字或为衍文，指出此残卷与通行本孔颖达《尚书正义》不同当然是有学术价值的判断，但不知是否钞本文字内容所限，后文却无关于此残卷与孔颖达本的实质性差异之比较。事实上在《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中发现“疏家”、“论家”后亦无对两家在义疏过程的具体角色差异做出说明。从本体研究来说尚未惬人意。二是神田香岩所藏“神田本”，虽通过正文“泰誓”与“太誓”、“大誓”之别，卷目“孔氏”与“孔氏傅”之别，欲明两本之非一，但这类差异似不明显，“泰”、“大”、“太”在同一刻本中都不无混用，别说钞本，兼以两本字迹相近，两本作为同一钞本的可能性或更大。
不知是否因钞本实质性特点之难觅，全书多数个案研究的大量篇幅用在叙述所论钞本的发现经过上。第七章《六朝旧钞本<礼记子本疏义>研究史略》更直接是以该卷的学术发现史为讨论对象：先梳理了该卷从未透露法号姓氏的僧人卖出，到田中光显从琳琅阁书店购入，到1916年罗振玉将之冠以《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影印出版的面世史；接着分述罗振玉（1866-1940）、孙诒让（1848-1908）、胡玉缙（1859-1940）、岛田翰（1874-1915）[41]、服部宇之吉（1867-1939）、铃木由次郎（1901-1976）、中田勇次郎（1905-1998）等氏对该卷钞写时代、内容、体例的认识，并进一步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皇侃《礼记讲疏》、《礼记义疏》联系起来讨论，从一篇学术文章所当有的含金量来说已十分足够，也显然昭示出钞本学学术史的深广研究空间。不过从系统切实展现各时期学人对该钞本的认识、尤其早期一些有突破意义的认识上看，此中仍有可再斟酌之处：
首先是对相关学者的介绍顺序，将罗振玉列于孙诒让、岛田翰之前颇令人费解。从本章所提供的内容看，三人提供《礼记子本疏义》认识的时间序应是：（一）岛田翰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版《古文旧书考》先收载及排印录文，且断言“《礼记子本疏义》，陈郑灼所撰”及其为“学唐人者”所书（第223页）。（二）孙诒让《籀庼述林》（1908年改定）卷六《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跋》，约数百字中，论及“‘子本’犹‘别本’”和该卷末引《左传》服注“兑，不虑也”四字之可宝。（三）罗振玉1916年珂罗版影印本，并断定其为“郑灼所钞”、“出六朝人手”“殆即灼所手书”（第215-217页）。按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秋前五日孙诒让《复章炳麟书》曰：“《礼疏》铸版数载，近始印成，谨以一部奉政。脱误甚多，未暇校改也。扶桑古籍间出，近见岛田氏所刊皇侃《丧服小记疏》，信为奇册。此外倘有所得，敬祈惠示其目。《佚存》、《古佚》及《访古志》所著录者，则多已见之矣。”[42]1907年孙诒让已关注日本佚存汉籍，早于罗振玉认识《礼记子本疏义》。文廷式《东游日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日，1900年3月2日）又在椒微处见影刻唐人写本《丧服小记疏义》一卷，无正文。[43]
……
（十二日，1900年3月12日）往椒微处剧谈。以《礼记孔疏》，证此间由内府所影刻写本之《丧服小记子本疏义》，乃知真梁皇侃疏也，“三髽”“脱服”等说，皆与《释文》《正义》所引皇说合，冲远疏成之后，六朝旧疏荡然；得此一卷，真希珍也。《日本访古志》既未之载，黎莼斋、杨惺吾亦未之见，异哉！[44]
1900年文廷式在李盛铎（椒微）处得见日本内府所影刻《丧服小记子本疏义》。3月16日，文廷式记载“岛田翰林<来>，岛田约往观其所藏。”当天日记详载其观“《左传》单疏本，名为唐抄，余疑其自宋本抄出”、“旧抄本《论语》，皇侃疏”、“卷子本唐人抄《汉书·杨雄传》”、“仿唐抄《文选》无注本”[45]等，并提出扼要的观书见解。1905年岛田翰所刊《古文旧书考》有无受文廷式启发，实为值得研究之又一话题。无论如何，在介绍《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的学术发现时，文廷式当是不能疏漏之人。而据《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载：“（1894年）四月十一日，萍乡文道希学士廷式宴集公车诸名士，诒让及善化皮鹿门锡瑞、绵竹杨叔峤锐、南通张季直謇诸先生与焉。”[46]可知孙诒让与文廷式早有交谊，是否后来文廷式向其介绍过此卷信息，值得注意。总之，孙诒让不可能据罗振玉珂罗本立论，则较早注意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学术价值的人排序应是岛田翰/文廷式——孙诒让——罗振玉。
其次是关于《丧服小记子本疏义》题中“子本”二字之意味，目前看来是孙诒让先提出的问题。但其所谓“‘子本’犹‘别本’”，解似未谛。而后胡玉缙又提出“诸志无有称皇疏为‘子本疏义’者。‘子本’二字，殆即灼以之为区别以示谦”（第221页），亦未达一间。按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谓：“日本有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罗振玉考为皇侃弟子郑灼所撰，影印行世，为传世单疏本之最古者。日本现在书目有皇侃撰礼记子本疏义百卷，信西书目亦有礼记子本疏义两帙。今均未之见。子本者，僧徒合一经数译于一本，定一本为母，其余诸本为子，见出三藏记集卷七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及卷八合维摩诘经序（陈寅恪汤用彤均尝言之）。此称之为子本者，盖以经文及注为母，疏则为经注所生之子也。”[47]此说最为合理，乔秀岩[48]、华喆[49]、孙猛[50]皆持此论。本章作为《六朝旧钞本〈礼记子本疏义 〉研究史略》，全未言及牟润孙之说，亦为疏漏。
此外是书中的表述，不时会有旁逸斜出的，跟正在探讨的问题似无必要关联的文字。如讨论神田本《伪<古文尚书>》“泰誓下第三”之“明著岐用”句，通行本《尚书正义》“伪”孔传作“明著岐周”，引及阮元《十三经校勘记》此下云：
古本、宋板“周”作“ ”。卢文弨云:“‘ ’即‘众’字，从三人，后人不识，妄改为‘周’。”○按，“ ”音“吟”，非“众”字也。后人误会“人三为众”之说，遂以“众”为“众”，然相沿已久。此“ ”字当如卢说。山井鼎校《古文尚书》从字作“ ”,其例正同。
借用阮校中“古本、宋板‘周’作‘ ’”一句，说明“明著岐周”之“周”字在古本、宋本《尚书》和神田本、通行本中写法不同：“周”，讹为“州”，又讹为“ ”。这本来是从声音之讹（周——州），到字形之正俗（“州”——“ ”），不难理解。结果本书的论证：
（一）从阮元提供的版本校异文，连及阮元的校议。
（二）阮元的校议从卢文弨之错，把“ ”判为“众”字。
（三）为改正阮元、卢文弨之错，引用内藤湖南“‘ ’乃‘州’之俗字，我邦古写本所用此字”之言。
（四）进一步引至《晋书·王濬传》“三刀为益州”之梦。
（五）因《晋书·王濬传》，又及于《晋书斠注》引桂馥《札樸》所言“慕容详时‘童谣’‘八井三刀卒起来’”。
（六）牵连及“八井三刀”解释为“并”字的错误说法，又宕开一笔说明“八井”指“冀州之‘冀’的可能性更大”。（第199-200页）
多达六个环节。从神田本《伪<古文尚书>》这一研究对象自身的立场来看，只要交代其“明著岐用”的“用”字，为“周”字形近之讹。他本之误不引可也。本书作者却从中综合上下扯出了“周”、“州”、“”和“八井”、“并”、“冀”等字形史的研究，枝蔓横生。当然，耐心品味，这也说明钞本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着研究的生机与趣味。从这一个角度看，本书的论述也可谓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流露出钞本学研究的无限魅力与可能。
四、汉文化圈钞本学的学科建设展望
提出汉文化圈钞本学学科，固然有为了与西方的手抄本文化对接的命意，但根本原因在于“钞”确为三到十世纪汉文化圈中切实存在的学问。其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复杂性已如《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一书所示。下面再就此学科的自觉建设试作展望。
1.汉文化圈钞本目录汇编
目前汉文化圈文献的目录整理已有不俗的基础。仅日本方面而言，除承自古代的《日本见在书目录》等目录学著作外，近代以来的汉学家亦有很扎实的新建树，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推《日藏中国古籍书志》[51]可见一斑；新近的二松学舍大学21世纪COE计划《江户汉学书目》、《江户明治汉诗文书目》等也颇便用；此外大陆学者也建树日多，代表如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目》、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等。[52]这些目录学著作，大致依传统目录学体例，按四部或文体类别，对日本汉文文献作了提要钩玄。
在这些成果基础上，可引入“钞”“写”视角，将其中具有钞本性的文献抽出成目，既直观呈现日本汉文化中的钞本成就，也为更真切理解、利用这些文献奠定基础。今存钞本多经选择性摘钞而来。通过编目了解这些钞本的大致内容，可以初步统计各部类文献的传播情况，也大致了解传播者的接受视野。汇编钞本目录，将是通盘认识日本汉文学格局一个线索，从其选择中探究其精神品格、文化取向与趣味，或不无《菊与刀》之利。同理，朝鲜半岛、越南半岛等汉文化圈目录整理也可如是为之。相信当中、日、朝、越等区域的钞本目录可览之时，汉文化圈内部的文化共性与个性探究，将不会是凌空蹈虚之课题。
当然，此工作的难点在于考辨何为钞本。除了以“钞”为题的文献外，要下功夫考辨那些从题目、文本内部难以遽断为钞本者。辨别的标准如前文所言，看文本是否“钞”成。如《礼记子本疏义》，从其卷上题名和卷中内容看，难分辨是否钞本。但经罗振玉的考辨，此卷为郑灼所钞已为学界认同[53]，列为钞本可无疑。而考辨一个文本是否为钞本，需对文本的本体表现及其周边信息之系统考察。故自觉建设汉文化圈钞本学，下面的工作也有待展开。
2.汉文化圈钞本图像数据库建设
有目录之后，应进一步按图索骥，检核现可见文献，设法以最新影像技术将佚存古钞本图像化。
钞本大多距今上千年的历史，其文物价值并不比文献价值低，很难自由供研究者碰触观摩。利用现代影像技术化身千百，是推动研究的必由之道。这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说明。如《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自田中光显买下并赠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逾百年间研究者寥寥，因为长时期只有极少数居日或留日学者知其信息，普通读者难睹其容，遑论研究。近年来由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免费公开其全文图像，在不长的时间里已促成华喆的系列精彩研究：其《〈礼记子本疏义〉校录》开篇即说明参见该卷的网上公开彩色照片，[54]随后推出的《北宋经疏校勘管窥——以旧钞本〈礼记疏〉与八行本〈礼记正义〉的比较为中心》[55]、《孔颖达〈礼记正义〉取舍皇侃疏研究》[56]，当亦建基于该卷之图像版。又如平安时代书《神歌抄》纸背《毛诗并毛诗正义大雅残卷》。据程苏东亲述，其研究也完全依赖东京国立博物馆公布的相关图像和桥本老师的高清影印本，所得出的结论：该卷是唐人以《毛诗诂训传》为基础，系统性节录《毛诗正义》、《经典释文》，使之合为一卷的自用钞卷，据其文本性质与形态宜改题为《附释文毛诗注疏钞残卷》之论；其钞的过程中存在节录《毛诗正义》的九项原则，表现出《毛诗正义》在唐代的传习方式。[57]不仅说明钞本图像版化对建设汉文化圈钞本学学科有必要性，也表明此工作对探究古典学术世界有切实的积极意义。
从《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提供的例子看，不少钞本非仅有文字文本价值。况且即使是钞本中的文字，有些字体字形复杂，也需图像来呈现。如书中第十一章所探讨京都毘沙门堂藏萧子良《篆隶文体》旧钞本，是一部字形学专著，其价值主要在字形的特殊性，不结合图像论述将丢失该卷之特色。书中论及该卷形貌、字体，均随文附图，殊为可观，不仅令人切实想见当日南齐建康皇室的学问构成（第371-388页）；也对该卷全貌充满兴味。若能在数据库里便利地查看该卷全本图像，相信该卷还会在文字学与书法艺术等多个领域中再放异彩。
3.钞本的文字校录与本体研究
汉字文化的传统使得汉文化圈的钞本仍以文字内容居多，专门的文字校录对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也十分必要，从华喆的《<礼记子本疏义>校录》及其随后系列研究的推出可见一斑，而此例也说明钞本全文图像公开，将令文字校录工作将不受地域所限，值得做且可以做。[58]
提倡对钞本文字的全文校录，其实是倡导将一个钞本视为一个独具意涵的文本世界。目前对钞本的研究，多是将钞本文字内容与传世刻本文字内容作对比，以传世刻本文字内容为标准，来衡量钞本的文字内容。这很容易忽视钞本自身的内在脉络。长泽规矩也对平安时代书《神歌抄》纸背《毛诗并毛诗正义大雅残卷》学术价值的低估即为一例。故希望藉由全文校录来追踪钞本自身的文字世界。
这种对具有独特性质的文字文本之校录，学界已有不少范例，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等。钞本的文字校录，可以学习这些范例的做法，将校录的对象作为主体，将其他相关的传世刻本、新出不同版本作为参照列后讨论。避免将钞本内容作为传世经典文本的附庸或对比物，而是将钞本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遵从其自身内在资质、外在修饰去观照和呈现。
4.钞本的物质文化研究
把钞本视为生命体，不仅钞者的用意（对原作的剪裁，增删等）、钞者对钞本的装饰（采用的纸墨，字体等）值得观照。钞本在流传过程中的际遇，其中所凝聚的物与人的关系，钞本的收藏史、发现史、研究史，亦堪探察。如前所言《礼记子本疏义》，自田中光显，至岛田翰、李盛铎、文廷式，再到孙诒让、牟润孙，数代人事之因缘与学境之变迁，便值得来者继续发潜德之幽光。
余论
在本文收尾之际，忽见微信朋友圈上几位师友转发《六神磊磊手撕周冲：自媒体“洗稿”成行业顽疾》一文，且有评论曰：“根据最新研究，中古、上古的手抄本时代，早就出现‘洗稿’专家了。”似关本文所谈，笔者赶紧打开看，从该文所言：
“洗稿”是自媒体时代兴起的流行词，除了部分优秀的作者，公众号平台上有大量账号通过抄袭、拷贝、东拼西凑等方式来生产内容，借以获取大流量从而盈利，行业内称为“做号”。2015年开始，微信公众平台开始保护原创内容，发布了原创声明功能，自媒体“做号”没那么容易了，就开始“洗稿”，对优秀的原创内容进行篡改、删减，看似原创，其实核心内容还是抄袭。[59]
“洗稿”手法确与前文所言“钞”近似，皆对已有文本“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居多。这不禁触动我下笔前有所思而未写到的钞本著作权问题。
中国古代文献慎言作者。《礼记·乐记》说：“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孔颖达正义曰：“圣者通达物理，故‘作者之谓圣’，则尧、舜、禹、汤是也。”敢称、得称作者，自古无几。张舜徽曾综合我国古代文献，从其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分析，归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著作”；第二类是“编述”；第三类是“抄纂”，并指出司马迁即自认修《史记》为编述工作，“不敢以作者自居”。[60]
这种观念亦影响及钞者。如本文开篇所述，班固是删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之要为《汉书·艺文志》的。换言之，《汉书·艺文志》是班固“钞”成的文本。《汉书·艺文志序》曰：“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可见班固丝毫未隐瞒《艺文志》的文本来源，对其本人与刘向、刘歆父子的工作交代得十分清楚。
更有代表性的要数《礼记子本义疏百卷》。按《陈书》卷三三《儒林·郑灼传》载：“ 灼性精勤，尤明三礼。少时尝梦与皇侃遇于途，侃谓灼曰‘郑郎开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后义理逾进。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今早稻田大学藏《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卷中确有不少“灼案”、“灼谓”、“灼又疑”字眼。学者皆以该书为郑灼钞皇侃《义疏》而成。但我们从隋唐文献如《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日本国见在书目》的著录来看，作者皆是皇侃。 [61]
可见即使是“钞”书盛行的三至十世纪，人们的著作权观念依然很清楚，无论是钞者，如班固；还是读者，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编纂者，都不会轻易把编述、抄纂之本视同著作；更不会让“原作者不翼而飞、踪影全无”[62]。时下的抄袭者、“洗稿”者，赫然把抄袭、“洗稿”而成之篇，视为己作。这是古人之“钞”与今日“洗稿”“抄袭”的本质区别，不得不辨。
注释：
[1] 如其中所辑荻生徂徕对张融《海赋》“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句的批识：“‘天’當作‘夫’。”（见童岭著：《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附录，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247 页）被《南齐书》修订组采纳进校勘记中。见《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南齐书》卷四一校勘记〔二〕，中华书局2017 年，第817 页。
[3] 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中华书局2017 年版。下引本书随文括注页码，不再注版本信息。
[4] 中国古文献学界曾有过“钞本时代”的提法，如赵万里先生（下文敬称悉省，请读者见谅）《谈谈印本书发展简史附本钞》（1958 年8 月7 日在古籍训练班的讲话记录稿）云：“中国除刻书外，还有钞本（写本），钞本时代内容比较难掌握。钞本要找到宋、元的很不易，最多的是明、清钞本。”（《古籍整理参考资料》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1980年版，第262页）文中注明钞本即写本。近年来古文献学界逐渐统称此类手写文本作“写本”。见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 年第2 期。
[5] 王立群《〈 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一书中即“钞本”、“写本”混用，如中编第一章《从钞本到刻本的五臣注》第一节《钞本时代五臣注面貌蠡测》第一句云“现存唐写本时代传世的五臣单注本”（大象出版社2014 年版，第261 页），标题中“钞本时代”与正文中“写本时代”所指相同。刘跃进《钞本时代的经典研究问题》：“目前，钞本研究是西方汉学界一个热点话题。周秦汉唐是钞本时代，宋代则开辟了刻本时代。因此，读书会将研究对象的下限界定在唐代，是可行的。有人可能会质疑说，这种做法与以往的文学史划分不一样，应该先秦是一段、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一段、唐宋是一段。我们的回答可以说是依据文献保存的方式而定。”（《求是学刊》2014 年第5 期）其《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开篇云：“近年来，‘钞本文献’、‘刻本典籍’、‘文本演变’等问题备受海内外古典学界的关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6 期）孙少华《钞本时代的文本抄写、流传与文学写作观念》曰：“‘本’与‘板’对应，‘写本’、‘钞本’皆针对‘雕版’而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5 期）都将“钞本”对应“刻本”“雕版”而言，似和“与刊本相对”的“写本”意义无差别。（参见川濑一马《日本书志学用语辞典》“写本”条，东京雄松堂1982 年版，第61 页。）
[6] 陈静《“抄本”“写本”与汉唐出版史研究》云：“《说文解字》中有‘钞’无‘抄’，但汉以来的日常使用中，‘抄’‘钞’两字早已混用。唐以后，人们更称‘抄’为‘钞’的俗体字。自晋代开始，‘抄’、‘钞’被用于书写行为。由于‘抄’、‘钞’两字历来可互换使用，唐以后‘抄本’‘钞本’通用也就很自然了。”（《中国出版史研究》2015 年第1 期，第101 页）可参。
[7]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晋南北朝学术》第二节《文字》，初刊于1947 年，今引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25 页。
[8] 《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晋南北朝学术》第八节《经籍》，第1300 页。
[9] “钞写”初仍为并列词，有“钞”、“写”二义。如《南齐书》卷五四《高逸传·沈驎士传》载：“（驎士）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第1040-1041 页）从“数千卷”到“二三千卷”，说明“抄写”并非照本“写”，有些是摘“抄”。李昉撰《太平御览》卷六〇二“著书下”引《抱朴子》载：“余家遭火，典籍荡尽，困于无力，不能更得。故抄掇众书，撮其精要。”盖与沈麟士之“抄”相类似。后“钞/ 抄”之“撮其精要”义失落，较早的例子如《册府元龟》卷一五五《帝王部·督吏》载明宗长兴二年（931 ）闰五月敕，曰：“律令格式六典，凡关庶政，互有区分。久不举行，遂至隳紊。宜准旧制，令百司各于其间录出本局公事，巨细抄写，不得漏落纤毫，集成卷轴，兼粉壁书在公厅。”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原序》云：“叔夏年十二三时手钞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口之源。’阙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见《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 年版，第6 册，第5255 页）这些“抄写”、“钞”都是追求一字不改，义同“写”。现代学者张舜徽将沈麟士的“抄写”和臧逢世的“手写一本”列为一谈（见氏著《中国文献学》第六编《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第一章《抄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7 页）；傅刚将“时代较早的手写《文选》版本”称为“写本”，将“时代偏后，依据某种底本再行传写的抄本”称为“抄本”（详见氏著《〈 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4 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年版，第116 页），均无从“照本迻录”、“摘录略录”层面区别“写”、“钞/ 抄”，“钞/ 抄”、“写”、“抄写”统被视为人力传写文字文本的方式。
[10] 先在《秦汉史》第十九章《秦汉学术》第六节《文学艺术》中揭示古人传钞书籍时“无谓之虚字，率加删节，钞胥尤甚”的现象（初刊于1947 年，今引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783 页）。后于《两晋南北朝史》中明言“钞字之义，今古不同”（第1225 页），又于札录中指出：“钞，钞胥异写手；写，多不自为，官或役人（第1300 页），亦有高才屈居（第1301 页）。”（第1298 页）在在强调“写录”乃“无遗”过录，与“摘取”之“钞”不同。
[11] 《两晋南北朝史》，第1299 页。
[12]《汉书·艺文志》序谓：“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13] 周勋初《唐钞〈 文选集注〉导言》，见氏著《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8 页。金少华言此论“切中要害，足见高明。陈翀亦赞同周氏之说”，见氏著《古抄本〈 文选集注〉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6 页。
[14]周先生提出以‘钞’为名的著作“都有‘誊录’、‘集纳’、‘草稿’的意思”，是为指出唐人所著录《文选钞》本为一草率之作，其论证云：“今知公孙罗的这两种著作，都是抄撮他人著述而成，那么其间出现一些矛盾之处，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又如任彦升《奏弹刘整》一文中首言‘臣闻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无常子’，《钞》在疏证上述两家时，仅言氾家而不提马家只字，亦可见其注释体例之草率。”（《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第208页。）此中或因“马援奉嫂”是人所熟知之典，故不出注或不抄撮，此例反而可以证明《文选钞》有“撷取精要”之实。
[15] 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第二章《重构文化世界版图之一：经营文本》，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50-54 页。按：该书“手抄本文化”概念主要源自英语世界印刷书籍研究，“手抄本”与“后代印本”相对，不仅指手写，还强调手工复制特性。这与前揭《日本书志学用语辞典》所释“写本”义近。在此角度上，把“佣写经论”、“讽诵传写”置于“手抄本文化”中讨论是合适的。此处之惑，主要因田先生在“手抄本文化”概念下，讨论及六朝“写经”和“抄书”两种现象，如何能更醒豁地区分出源自西方的“手抄本”概念与六朝语境中的“抄书”概念？《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也认为“英语学术用语中Manu 对应为中文的‘钞’还是‘写’，应当再做进一步的规范和探讨”（第68 页）。
[16]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6 辑，凤凰出版社2013 年版，第179 页。
[17]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魏书》，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4 册，第1460 页。按《北史》卷四〇《韩麒麟传附子显宗传》所载同。
[18]按时人推崇“所读一遍，必诵于口”的记诵能力，《梁书·陆倕传》载陆倕“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即是。若“抄”字理解为“原样抄写”，则此段描述是两人先将百余姓名原样写一遍、再读一遍、后覆呼一遍，“法抚犹有一二舛谬”，这与上文所谓“三齐称其聪悟”不相称。
[19] 《两晋南北朝史》，第1299-1300 页。
[20] 如曹之《古代抄撰著作小考》（《河南图书馆学刊》1999 年第2 期）、刘全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抄撮、抄撰之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1 期）和前揭蔡丹君《南北朝抄撰学士考》等。其中曹之从《隋书·经籍志》、《南齐书》、《梁书》、《南史》等书中考得37种抄撰著作，较为直观呈现出此期抄撰学风。
[21] 胡宝国《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中国史研究》2017 年第1 期。
[22] 査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5 期。
[23] 据査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考：“纸的普遍使用与纸书的流行应是在东汉中后期（2 世纪中叶），到汉末（3 世纪初）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并于三国后期（3 世纪中叶）完成了简纸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5 期。
[24] 据徐俊考，“有准确记录的诗集刻本，始于五代。”殆自释昙域《禅月集》始，其后序作于王衍干德五年（923 ）。宋初太平兴国至雍熙年间中原地区唐人诗文集仍“印本绝少”。详见《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前言》，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10-11 、54-55 页。宇文所安认为“从五世纪开始直到北宋早期手抄本文化的尾声，喜爱文学的人都在阅读”写本。见《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序言》（王宇根、田晓菲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16 页。
[25]前揭刘跃进《钞本时代的经典研究问题》。
[26]孙少华《钞本时代的文本抄写、流传与文学写作观念》归纳了目前学界对“抄本”、“写本”出现时代之界定，认为：“将‘抄本’、‘写本’出现的时代完全绝对化并落实下来，是不现实的。‘钞本’与‘写本’并不是一对相对的概念。‘本’与‘板’对应，‘写本’、‘钞本’皆针对‘雕版’而言，皆是唐前文本的存在形态。”“唐前”涵括“周秦汉唐”，与“雕版”时代对应。
[27] 刘跃进《中国文学研究40 年思潮》，《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1 期。
[28] 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 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1 页。
[29] 刘跃进《钞本时代的经典研究问题》，《求是学刊》2014 年第5 期。
[30] 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第1 期。
[31] David McMullen 指出唐代中央制定或认可的典章制度文本与经典文本的传写十分讲究精确，敦煌新出文书也反映出国家条例、佛经等类型文献的传写具有极高保真度。堪为此期照本迻录之“写”存在的明证。详见David McMullen ：Boats Moored and Unmoore ——Reflections on the Dunhuang Manus of Gao Shi’s Ver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Volume73, Number 1, June 2013,pp. 106, 143 ）此承李丹婕博士指教。
[32] 许云和考察《隋书·经籍志》总集的概念，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元素是“选”。详见许云和《经典建构：〈 隋书·经籍志〉总集的范式意义》，《文学遗产》2015 年第4 期。
[33] 详参李晓红《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122-130 页。
[34]参见林晓光《残破大城中矗立的地标——从别集深度整理看中世文学经典定位》，《复旦学报》2016 年第1 期
[35]孙少华《钞本时代的文本抄写、流传与文学写作观念》，第112-113页。
[36] 如光明皇后曾长期、大规模地组织写经，详参韩昇《光明皇后写经与东亚史料的开拓》，《学术月刊》2007 年第8 期。
[37] 其例如日本流传的《白氏文集》钞本，详见太田次男著，隽雪艳译《日本汉籍旧钞本的版本价值——从〈 白氏文集〉》，收入张岱年主编、许逸民副主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华书局1993 年版。
[38]此概念依程苏东说：所谓“衍生型文本”，是指文本生成者基于既有文本，通过移植、改笔、补笔、留白、缀合、割裂、调序、译写等多种方式生成的次级文本。详见前揭《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不过笔者对该文认定《吕氏春秋》、《淮南鸿烈》、《管子》、《韩诗外传》、《史记》、《说苑》等为“衍生型文本”存有疑问。对周秦汉这几部书的成书方式，笔者更赞同葛兆光所言“资源共享”说（详见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读李学勤〈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读书》1995 年第11 期）和徐建委所言“公共素材”说（详见孙少华、徐建委著《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2-126 页）。
[39] 时下文摘类期刊的广泛存在可以见证。据张贺、徐歆芷《文摘类期刊：重蹈覆辙还是再创新生》一文报道：“目前，我国平均每期印数超过25 万册的期刊有100 余种，其中约1/10 好文摘类期刊，而且印数大幅领先于其他期刊。”见《人民日报》2013 年4 月25 日第019 版《文教周刊》。
[40] 如关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人《毛诗并毛诗正义大雅残卷》，长泽规矩也曾将之与传世经典《毛诗正义》比较，认为该本脱误太多。但从“钞”的角度看，所谓脱误实为钞者“采擿孔翠，芟剪繁芜”之印痕，别有意味。详见程苏东《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人〈毛诗并毛诗正义大雅残卷〉正名及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八本，第二分，2017 年6 月。
[41] 此据童书第215 页之括注。刘玉才《岛田翰其人其事》中岛田翰生卒年作（1879-1915 ），见《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版，第352 页。
[42] 孙延钊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348页。
[43]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东游日记》，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1165 页。
[44] 《文廷式集》下《东游日记》，第1167-68 页。
[45] 《文廷式集》下《东游日记》，第1168-70 页。
[46]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53 页。
[47] 初刊于《新亚学报》四卷二期（1960 ），今引据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241-242 页。
[48] 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167 页。
[49] 华喆《孔颖达〈礼记正义〉取舍皇侃疏研究》，《文史》2014 年第3 期。
[50] 孙猛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3 页。
[51] 已出版有澁江全善、森立之等撰《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河田羆《静嘉堂秘籍志》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
[52] 详参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53] 详参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162 页。
[54]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4 辑，凤凰出版社2012 年版，第33 页。
[55] 《文史》2013 年第3 期。
[56] 《文史》2014 年第3 期。
[57]详见程苏东《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人〈毛诗并毛诗正义大雅残卷〉正名及考论》。
[58] 从华喆个人所公开的资料（http://gujiyuan.bnu.edu.cn/jsdw/zzjs/82603.html ）看，似无留日经历。借助图像版，其研究已超乎当日曾亲手触摸原卷的岛田翰、罗振玉等。旅日学者孙猛即在书中注明“参看华喆《〈 礼记子本疏义〉校录》”，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134 页。
[60]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二编《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第一章《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28 页。傅刚亦对汉魏六朝著书、编集观念有讨论，详见氏著《〈 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30 页。
[61] 详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133 页。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版，第389-418页），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晓红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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